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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机降落在地球另一端的城市时，我睡了出国后的第一个好觉。这里的空气干燥而凉爽，街道两旁种着从没见过的树，叶子是墨绿色的，厚实得像小手掌。公司在市郊一栋白色的矮楼里，我从公寓窗户望出去，能看到远处灰蓝色的山峦。新的工作比我想象中忙碌，也比我想象中好。这里的同事不会在茶水间议论我的八卦，没有人知道我曾经被叫过“黑馒头”，没人知道那场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官司。他们只知道我叫，是总部空降过来的市场分析师，方案做得又快又好。第一个月，我拿下了部门的最佳新人。第三个月，我把一个搁置了半年的项目重新盘活，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“，你是个天才”。我在那一刻忽然想起高中班主任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温晚，你考得上好大学的，别被那些人影响。”那个老师后来被顾星冉的父母投诉，调去了别的学校。我从没感谢过她。现在我在异国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晚霞，忽然给她写了一封邮件。短短几行，说我现在很好，谢谢您当年那句话。她回得很快：“我一直在等你联系我。温晚，你一直都很棒。”我对着屏幕笑了很久，直到眼角有点湿。周末的时候我开始学画画。小时候家里穷，买不起水彩笔，我就在课本的空白处用铅笔涂鸦，画窗外的树，画教室里的吊扇，画同桌女孩辫子上的蝴蝶结。那些画后来被顾星冉撕了，贴在我的课桌上，上面写着“黑馒头的丑画”。现在我在一间明亮的画室里，面前摆着干净的画纸和一整排色号齐全的颜料。老师是个爱尔兰裔老太太，她说我的色彩感很好，“你的心里有一片很美的风景”。我画的是一片灰蓝色的山，山脚下有一棵小树，树冠很小，根扎得很深。有一天下班回家，公寓楼下的信箱里躺着一张明信片。正面是这座城市的夜景，背面是李倩的字迹：“听说你在这边一切都好。我也在慢慢变好。你走的那天我没送你，但我在法院门口那级台阶上坐了一下午，把那天那场雨从头到尾又淋了一遍。下次见面，我请你去吃那家我们说好要去的烤肉。”我翻了翻手机日历，在我的商务行程里找了个周末，订了两张回国的机票。最后一张明信片是妹妹寄来的。只有一句话：“姐，我考上研究生了。这次我没靠你的钱。”我把那张明信片翻过来，背面是她拙劣的画——一朵小小的向日葵，歪歪扭扭地朝着太阳的方向。我把它贴在冰箱上，和房东留下的旧磁铁挤在一起。周末清晨，我端着一杯咖啡站在窗前。远处灰蓝色的山峦被晨光染成了浅金色，楼下街道上有早起跑步的人，有遛狗的老人，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亲。我喝了一口咖啡，苦味在舌尖化开，然后是回甘。手机突然响了。屏幕上闪烁着一个陌生号码，归属地显示的是那座我离开的城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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