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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先生入职第一个月，把南洋永利的账目从头到尾翻了一遍。他用铅笔在报表空白处写批注。“林小姐，你的柴油供应商吃了一成五的差价。换这家马来人的，同样品质，便宜两成。”我核实完，他讲得对。第二个月他理清了五条船的排班表。把航线重新编排，减少空舱率，每月多跑一个半来回。净利又多了三成。我开始带他上船验货、见客户、同港口谈泊位费。他话少，但每一句都在点上。客户报价报得高，他在旁边不出声，只在我面前的纸上写一个数字。我一看那个数字，就知道底线在哪里。经人介绍我们一起去槟城港同英国人谈运费，对方报了一个离谱的高价。我正要还价，文先生忽然开口。“贵公司上季财报显示远东航线亏损百分之八。你们需要我们多过我们需要你。”英国人的脸绿了。出来后我看着他。“你还看了他们的财报？”“上个月的报纸登了个摘要，我记得。”这是过目不忘？跟顾文蘅当年的传闻一模一样。他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不记得顾家，半山洋楼，那场海难，和何婉清。一天清早，我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和陈伯讲电话。刚好提到“半山那边”，文先生正好端着咖啡进来。他的脚步突然顿住，咖啡洒出几滴在地上。我忙问他，“烫到了？”他低头擦地上的咖啡渍。“没，刚才你说半山？”“嗯，港城那边的事。”他没再追问。但那天下午，我看见他坐在码头的石柱上发呆。又过了几天的黄昏，我在骑楼办公室里改一份航线投标书。写了几版都不满意，揉成团丢在地上。他下班路过，弯腰捡起一团纸摊开看，“这份计划书是你写的？”“是。写得不好。”“不是不好。”他把纸压平放在桌上，指着第三段。“这里很好，比我见过的所有企划书都好。”我的手停住了。当年圣保禄女校的作文比赛。我写的那篇关于远洋航运的文章，被何婉清偷走署了自己的名。据说顾文蘅读到那篇文章后，对顾家老太太讲“写这篇文章的人，将来一定做得了大事。”老太太当时问他：“你喜欢这个何家大小姐？”“我喜欢写这篇文章的脑子。”此刻他站在我面前，不记得从前的事，但看着我写的东西，眼里有光。我收回投标书。“多谢，我再改改。”他点头，转身走了，走到门口又停下来。“林小姐。”“嗯？”“你写的东西，不用改太多。已经很好。”门关上了，我看着投标书，坐了很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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