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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后，我进了市急救中心的青年培训班。第一堂课，老师问大家：“碰到突发情况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有人说冷静。有人说听指挥。我举手。“先确认人还能不能等。”老师点头。“对。”“能等，按流程来。”“不能等，先把人救回来，再写检讨。”我一下笑了。这是第一次，有人告诉我，快不是错。后来培训班组织马拉松医疗保障。一个参赛者在终点前倒下。周围人还在喊医生，我已经冲过去判断呼吸，进行急救。人被抬上救护车时，带队老师拍了拍我的肩。“反应够快。”“幸好你急。”隔着警戒线，我看见了程家人。父亲站在人群最后面，眼圈一下红了。大姐已经处理好那份合同。她没有再找我帮忙，而是辞退了失职的法务团队，从头学习审核流程。三姐开始自己记药。每天吃完后，她会在朋友圈打卡。不再单独发给我。母亲公开向礼仪学院的受害者道歉，并出资建立了应急救助项目。项目没有用我的名字。这点挺好。至于程越，他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了后果。程家没有替他做担保，也没有让我出谅解书。他后来给我寄过一封信。他说，他一直觉得家人的爱只有一份。我回来，他就会被赶走。所以他想让我变得讨厌，变得没用，最好永远融不进程家。我看完后，把信交给律师归档。理解是理解。原谅是原谅。两码事。活动结束后，父亲小心翼翼走到我面前。“曜曜。”“能聊两句吗？”我看了眼时间。“可以。”他明显松了口气。“爸爸没想逼你回家。”“就是想问问，你最近过得好不好。”“挺好。”“还急吗？”“急。”“那就好。”他笑了一下，眼泪却掉了。“急点好。”“以前是爸爸不懂。”我没有替他擦眼泪。他也没再伸手拉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小声问：“我们现在算什么？”我想了想。“认识的人。”他脸色白了一下，还是点头。“行。”“认识的人也行。”急救中心的车在门口按响喇叭。同事探出头喊我。“程曜，快点，有任务！”我拎起急救包就跑。大姐下意识提醒：“慢点，别摔了。”父亲立刻拉住她。“别喊。”他看着我跑远，轻声说：“他不用慢。”我跳上车。同事递给我头盔，笑着问：“家里人啊？”我扣好安全带。“以前是。”“那现在呢？”车门关上。我看向前方亮起的警灯。“现在有人等着我救。”“先忙正事。”救护车冲进车流。这一次，我跑得很快。不是怕谁把我丢下。是因为前面真的有人在等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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